“谁是最可爱的人？”如果有人在深圳街头就此提问，相信有不少人的答案是股民。从早期炒作深发展等老五股，到现在的热炒创业板，深圳人从来不缺乏股海踏浪的勇气。

　　早在1611年，一些商人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买卖海外贸易公司的股票，形成了股票交易所的雏形。同样，1982年，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采取“入股自愿、退股自由、保本保息分红”方式向社会发行股票，其后在发行可转债和认股权证等多项业务上创下“Ａ股第一”。深圳在1986年便通过立法，在全国率先揭开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帷幕……深圳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勇气、魄力和智慧，成为深市能够与沪市齐头并进的关键因素之一。

　　从1978年至1990年，中国累计发行股票仅为25．90亿元，深圳、上海等地的柜台交易，成为第一代股民初试身手之地。深圳股民借得毗邻香港股市之便利，交易火爆程度远胜上海。在1990年，上海柜台股票交易额仅为深圳的2．82％。

　　据统计，从1986年9月上海开始股票柜台交易之日起，到1990年深沪证交所开业前，先后有12只股票进入柜台交易，累计交易额为18．52亿元。这一数据和本月11月12日深沪股市5382亿元的单日成交总额相比，犹如小溪变成大海。

　　555万，这是深圳地区投资者截至今年10月底在深市的开户总数。全国Ａ股账户已突破1．5亿，股市已成为居民理财最重要的平台。尽管股民如潮水般涌向股市，但是，股指的大起大落，却一次又一次让他们发出“远离毒品、远离股市”的感慨。

　　一边仍打着“新兴＋转轨”的烙印，一边却跻身为全球第二大市值，中国股市的融资功能与回报预期之间的差距、新股发行审核制等制度框架与证券市场国际化目标之间的背离等诸多问题，往往成为理论界与投资界大辩论的焦点。

　　从深沪股市诞生初期，姓“社”姓“资”大争论等诸多理论篱笆令监管层对股指投机泡沫的监管更为严格。往往是指数一暴涨，政策打压“金牌”即到来，学者们抛出的诸多“泡沫论”观点，更是造成股民恐慌。典型的如2000年基金黑幕掀开后，吴敬琏的“赌场论”引发股市大辩论，而当时的中金研究员许小年的“千点论”更如头顶上的悬剑。即使时至今日，创业板开板不到一年，一些学者已开始批评其为“创富板”，全然忘却2000年纳斯达克也曾有过网络股的世纪大泡沫。

　　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投资界，长期以来对股市更多的关注“为国企解困”等融资职能，而股民则关注股指远多于关注现金分红。由于监管层干预市场的可预测度不高，投资者不得不匆促应对，从而放大了政策大棒对Ａ股的干预效应。1992年因股票认证而起的“8·10”风波、1996年的“12道金牌”打压股市，1999年政策托市导致的“5·19”井喷行情，以及2001年至2005年因为国有股全流通问题，都是当时股市大起大落的直接引线，折射出监管者调控股指的“父爱”情结。

　　最近十年，大盘潮起潮落，Ａ股流通市值却不断壮大，亦出现陈观玉、林园、崔伟宏等通过股市致富的“神话”，但是，多数股民真实回报不高。据统计，最近十年，全国房价平均上涨5倍，物价上涨22％左右，沪综指最新收盘2886点，较2000年底上涨约4成。

　　当下，中国股市如果要像美国股市那样，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龙头，关键在于改变昔日重融资、轻分红的投资环境，实现投资者和企业的双赢。据西格尔统计，如果在1871年把1000美元投资在股票上，那么，到2003年底，剔除通胀因素后仍将增至近800万美元。可是，如果没有股利再投资，则积累的价值不足25万美元。在中国股市，分红收益常常低于一年期存款利率，风险与回报明显不成正比。

　　眼下，中国经济开始转型，GDP崇拜的旧思维开始被包容性增长的可持续发展观取代。在中国股市成立20年之际，市场参与各方应该重新思索，如何从制度上保障中小投资者也能赢，让他们有机会通过股市来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

　　果如是，无论是中小板、创业板，还是主板市场，只要有数十家能够脱颖而出，把中国制造提升至中国智造，那么，中国版的微软、苹果并非可望而不可及。